从小学起就憎恨、嘲讽的带喉音的声调开始讨好式的谈心。但是——一今天我还在为此感激他—一老人沉默着，避免看我。终于，他走到放着我的课本的摇摇晃晃的书架那儿，翻开那些书—一他看了第一眼就已经确定，这些书大部分都没有碰过。“你的课堂笔记，”这个命令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哆哆嚷嘻地把本子递给他，还记得那些速写的记录只有仅仅一堂课的内容。他极快地翻阅了两页，不带一丝激动的迹象，把本子放到了桌子上。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严肃地。不带任何责备地看着我，问道：“现在，你对这一切怎么想？该怎么办？”

这个平静的问题将我击倒在地，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他要是骂我，我就可以骄横地大发雷霆，他要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我就可以嘲讽他。但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使我的顽固缴了械：这个严肃的问题要求严肃对待，它无奈的平静要求我尊重它，心甘情愿地解决它。

我当时回答了什么，现在我几乎不敢回想，还有紧接着的整个的谈话，我今天仍不愿写下来：

有一种突然的震动，一种人心的狂澜，重述可能听起来会有些感伤，某些话无比真实，是一些只能在私下交谈的话，是从不期而来的感情骚动中冲出来的。这是我那时和父亲进行的唯—一次真正的谈话，我毫不犹豫地甘受屈辱，把所有的决定权都交在他的手上，而他只是向我建议，离开柏林，下个学期到一个小的大学学习，他确信，他用近乎安慰的口吻说道，我会从现在起尽力把失去的东西弥补回来。他的信赖使我震撼，在这一瞬间，我感到我年轻时对这个拘泥于冰冷的形式的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公正。为了不让热泪夺眶而出，我不得不紧咬着嘴唇。他也一定有着同样的感受，因为他突然向我伸出手，颤抖着握了一下我的手，匆匆地走了出去。我不敢跟着他，不安而又迷们地呆立在那里，用手绢拭掉嘴唇上的血：

为了战胜我的感情，我把牙深深地咬进了嘴唇里。这是我这个十九岁的人所受的第一次震动—一它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在三个月中用幼稚的男子汉风度、大学生派头和自负搭起来的纸牌房子摧毁。我的意志受到了挑战，我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可以放弃所有低级的享受，我急不可耐地想在思想领域尝试一下曾被浪费的力量，于是产生了对严肃、清醒、驯服和严格的贪婪欲望，这段时间我像个苦行僧一样投身到学习之中，当然对科学之中等待我的迷醉还一无所知，更没想到，在更高级的精神世界中也给狂热的人准备好了艰难和险阻。

我在父亲的同意下，为第二个学期选择了一个位于德国中部的外省小城。它在学术上远播的声望和大学周围七零八落的房子极不协调。我把行李先放在车站上，然后没费什么周折就从那儿一路打听到了学校，在这座古老的、宽敞的建筑里我马上感觉到，在这儿，一个小团体结合在一起不知要比在柏林那个“鸽棚”里快多少倍。不到两个钟头我就办好了注册手续，拜访了大部分教授，只有我的教授——英语语文学的老师我还不能马上见到他，但人们指点我说，我可以在下午四点左右的讨论课上见到他。

我被急不可耐的心情驱使着，一个小时也不愿浪费，像从前逃避科学一样，同样热情地向科学进军，我匆匆地绕着这个比柏林更麻醉沉睡的小城走了一圈以后，四点钟准时到了指定地点。校役给我指了教室的门。我敲了敲，仿佛听到里面有声音答应，我就走了进去。